制约政府权力，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等理念已渐渐为人们所熟知，成为人们对改革下的“新”政府的新要求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如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此外，报告还提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推进改革是我们国家和社会谋求发展的根本性需要，对于执政党而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相应的行动纲领并不出乎人们意料。但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事关改革的下一步发展，如何认识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显得极其重要。因此，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自然就成了人们格外关注的问题。

    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无法绕开的环节。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走过了二十几年，改革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即政府是制度的设计者、资源的调动者、变革的推动者、利益的协调者等多重角色，而政府如果不使自身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体制中摆脱出来，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改革的任务。如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也离不开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国企改革的许多问题，看起来是企业的问题，实际上根子也在于政府。因此，政府既要做改革的主体，同时又要做改革的客体，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来说，政府改革是必须的。

    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发人深省的是这次报告是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部分内容中论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民主的首要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要贯彻人民当家作主，政府要处理好与社会、个人的关系。实际上，制约政府权力，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等理念已渐渐为人们所熟知，成为人们对改革下的“新”政府的新要求。

    二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五次机构改革，从精简机构减少机构和人员开始，到后来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强调政府的定位。2004年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的出台和实施，更是在政府与社会的分界上提出了具体标准。比如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的，公民、企业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等，可以不设行政许可。行政许可如此，其他行政活动按照实施纲要的要求也是如此。这就将人民与政府的源流关系，依法治国或者宪政的基本要求，用最简洁的言语表述出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在行政领域越来越普遍的诸如民主参与行政管理过程的“听证会”，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中介组织的发展等，既是行政体制改革、依法行政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人民当家作主在行政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可见，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是互为表里的。

    虽然行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但行政体制改革并非水到渠成那么自然流畅，行政体制改革是有相当难度的。这就要求改革应当是博弈性的，改革的方案设计可以从社会、群众中来，用“改革的方法解决改革的问题”，巧妙地创造环境，多种利益集团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形成挤压的态势，迫使某些政府部门或者官员放弃既得利益、既得权力。十七大报告讲“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政治民主的要求，要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化作推动改革的力量。

    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能期待毕其功于一役。一个庞大的机器，任何齿轮的修改都会引起相应部分的调整和修改。更何况，它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许多因素相互掣肘、制约，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但这一改革又必须加紧、加快地推动，因为不如此就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相反，甚至妨碍、滞后社会经济的发展。

    好在党中央已经认识到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也已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正式确认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从十四大报告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我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多年探索的行政体制改革，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也会渐入佳境。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丰厚利益，会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变成人民的真正盛宴。

    （作者刘莘　为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博士生导师）